（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20年第14期）

在長三角某市長期從事民間借貸撮合業務的陳斌最近業務繁忙。

由于疫情影響，大量企業出現資金需求，再加上近期A股上漲和不少當地限價樓盤熱賣，希望獲得民間借貸資金的客戶增加不少。

2010年，30歲的陳斌從銀行離職，進入當地一家小額貸款公司工作，由于看好民間借貸業務，2015年，他和幾位合伙人共同成立了“××房產公司”，而公司主營業務則是撮合有房產抵押的民間借貸業務，在當地小有名氣。

陳斌直言，最近公司生意不錯。

“近期做的主要還是房抵貸業務，一些客戶由于征信不太好，很難從銀行獲得資金，或者急需資金短期周轉，現在我們這的新房和二手房價格倒掛，有些客戶在我們這做了房抵貸，轉頭就去搖號買房了，也有客戶拿錢去炒股的，但我們是民間借貸，不管客戶資金用途。”陳斌說。

浸淫資金借貸行業多年，陳斌和他的合伙人都頗為謹慎。

“我們只做撮合型的房產抵押借貸業務，撮合借貸雙方成交，收取服務費。擔保型業務不做，也就是以我們公司名義為借款人提供擔保的業務我們不做；受托放款型業務不做，也就是資金方把錢給我們，委托我們去放款的業務我們也不做；我們公司管理層或者業務員個人的資金也不允許參與民間借貸。”陳斌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由于行業游離在監管之外的灰色地帶，近年來大量業內公司倒閉，一些曾經日進斗金、風光一時的從業者甚至鋃鐺入獄，“這個行業誘惑太多，但我們一直很謹慎，所以能夠活下來。”

年化利率普遍超過12%，甚至高達18%

7月11日上午，一位從事餐飲業的企業主王東（化名）帶著夫人走進陳斌的辦公室。

王東開餐館10多年，手下有20多位員工，最近半年幾乎沒有生意，生意陷入困境。

“2月和3月，餐館沒開業，我給員工發了基本工資，4月初餐館開門營業，生意慘淡，但是員工跟著我打拼多年，我也不好意思辭退員工，房東那又不肯減房租。”王東說，為了把生意維持下去，已經把2013年買的頂配奧迪A6賣掉給員工發工資了，“只開了8萬公里，才賣了17萬。”

王東來找陳斌，希望陳斌能為自己提供一筆120萬元的過橋資金，使用時間兩個月。

原來，資金吃緊的王東名下有一套閑置房產，想去銀行做房抵貸，向銀行了解房產抵押政策后，王東發現由于該房產還有120萬元按揭貸款未結清，所以貸款利率高，貸款額度低，王東希望獲得過橋資金提前結清按揭貸款，從而獲得銀行低利率、高額度的貸款。

“王東這筆業務我們最快今天下午就能放款，他用他妻子名下的一套商鋪做抵押，資金方我們已經幫他對接好了，年化利率15%，借款期限兩個月，利息總額是3萬，給我們的服務費是1.2萬。”陳斌說，由于王東借款時間短，利率會高一些。但如提前結清按揭款后，王東的那套閑置房產在銀行可以辦理年化利率低至4%左右的經營性房抵貸，而且貸款額度可以達到房屋凈值的七至八成。而如果在有按揭款的情況下做房抵貸，那就是二抵貸，即將未還清房貸的房屋做二次抵押貸款，利率會在7個點左右，貸款額度也只有房屋凈值的五至六成。

“還清房屋按揭款后，王東的房抵貸額度在400萬左右，他一年光利息成本就能節省12萬。”陳斌說。

那為什么王東的妻子不將自己名下商鋪向銀行抵押以獲取銀行相對便宜的過橋資金呢？陳斌說，王東的妻子因企業經營涉及訴訟等問題，很難獲得銀行信貸資金。“我們撮合的交易，雖然利率高，而且需要支付服務費用，但我們不看征信，只看抵押物，這是我們相對銀行來說的一個優勢。”

按陳斌的說法，銀行偏好做大額貸款，“一般100萬起步”，“但像30萬到50萬的房抵貸單子，和幾百萬的單子一樣需要走審核材料、看房驗房的程序，銀行可能就不愿意做，而我們愿意做，交1%至2%的服務費，我們就可以派人去做。”

對于借貸利率，長期為陳斌等民間借貸公司介紹資金方的李金花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目前江浙滬民間借貸利率一般在月息1分至1分5厘之間，也就是年化利率12%至18%之間。

“這個價格在蘇南、上海，以及整個浙江地區都是通行的，過去10多年，民間借貸行業經歷了借貸危機、掃黑除惡等，整個行業都比較透明，也相對規范了。”李金花說。

為客戶撮合銀行信貸資金，有銀行降低放貸要求

除了撮合民間借貸業務，陳斌的公司還向客戶提供撮合銀行資金的服務。

“我們其實也是銀行招攬客人的一個渠道，銀行需要我們，銀行的客戶經理有放貸的額度指標，如果資金放不出去會有壓力。對于我們介紹的客戶，銀行會有一些關照，比如我們的客戶半年內有一個月的還貸逾期，但綜合考慮客戶的流水、職業等因素，銀行客戶經理可能就給放款了，這里面會有一些主觀判斷空間，特別是一些小銀行。”陳斌說。

他舉例，剛剛有一單業務，客戶信用卡逾期多次，使用過20多家網貸資金，目前想做房抵貸，但找“四大行”都做不了。

“這個單子我們想辦法找了一家小銀行幫客戶把貸款做出來了，這就是我們的優勢，和銀行關系好，如果客戶直接去找銀行，肯定不行。”陳斌說，目前銀行普遍資金充裕，不少銀行在放貸過程中有“放低要求”之舉。“舉個例子，我們有位客戶的房產因為找民間資金做了房抵貸后無力償還欠款，房子差點被低價拍賣，在最后時刻，他想辦法借了過橋資金還清欠款，把房子解押，然后立馬找一家浙江的小銀行做了房抵貸，這樣的操作，在過去是很難實現的，銀行一般不會放款。”

陳斌認為，現在銀行的經營性房抵貸利率較低，不少人趨之若鶩，但借貸者仍應注意借貸風險，“最近我有很多朋友去銀行做經營性房抵貸，年化利率4%，甚至更低，授信10年，一年一轉貸，但是每年轉貸之前要查征信，有人嗜賭，或者涉及訴訟，銀行貸后管理一查，發現你有問題，就會給你停掉，銀行甚至經常會因為銀根縮緊，找各種理由讓你還錢。從我個人經驗來看，銀行的資金越便宜，借款人就要越謹慎，要留意銀行的抽貸斷貸風險。”

陳斌告訴記者，如果要向銀行貸款，但客戶征信不好，需要一個過程把客戶的征信“養”回來。“比如，逾期5到6次的客戶，需要‘養’2到3年，這期間不要去碰網貸，碰過的要結清，銀行不喜歡有網貸的客戶，有信用卡逾期的，也要還掉，然后繼續用這個信用卡，一定要按時還，時間到了之后，銀行會考量客戶收入等綜合因素，你的征信就‘養’回來了，方便獲得銀行貸款。”

“市場對民間借貸的需求很旺盛”

通過在銀行、小貸公司及民間借貸行業10多年的工作，陳斌積累了不少“金主”，也就是民間借貸中的“資金方”，業務撮合效率高。

不久前的一個周五，長三角某小型房產公司負責人來找陳斌，希望以公司名下兩套總價為3000萬的別墅來做房抵貸，借款1800萬，資金必須在周日之前到位。

“因為這家公司涉及訴訟，銀行抵押做不了，時間又比較緊張，就來找民間借貸，我馬上給他對接了資金方，借款一年，年化利率18%，資金方是集資出借，一共3位出資人，每人出600萬，房產公司負責人直接帶著兩幢別墅的他項權證來我這里和資金方簽字交易。因為借款額度只有房產凈值的六成，這家房產公司的情況我們也比較了解，資金方很放心，連房子都沒去現場看，第二天就把1800萬打到對方賬戶，我們收了36萬服務費。這個單子資金方很滿意。”陳斌說。

在陳斌和李金花看來，目前國內銀行的資金也猶如皇帝的女兒“不愁嫁”，而更多的資金需求，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的小額資金需求仍得不到滿足，這也為民間借貸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空間。

陳斌認為，市場對民間借貸的需求很旺盛，但穩定且有實力的資金方卻不好找，維護好和資金方的關系，特別是和資金方逢年過節的聚會，以及拜訪資金方是公司的一項重點工作。

“當然，資金方的核心訴求肯定還是保證資金安全，同時賺到合法的利息，所以我們撮合業務的時候會特別注意保護資金方的利益，爭取把生意做長久。”陳斌說。

李金花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民間借貸市場不看征信流水，但也要考慮客戶是不是法人、是否有真實經營需求、是否使用高利貸等因素。

“如果不考慮這些因素，業務風險就比較大，資金方可能會拿不回本金，但市場上確實有人在這么做，這種人是以撮合交易成功，拿到服務費為目的，不管資金方死活，這樣就會把后面的合作毀了，圈子里不會再有資金方愿意和他們合作，我們作為中介也不敢給他們推薦資金方。”李金花說。

“動輒上千萬的拆遷款大量進入民間借貸領域”

李金花曾為長三角某知名民間借貸公司撮合一位資金方，由資金方出資1000萬元，以房抵貸的形式出借給客戶，借款期限5年，年化利率12%。最終該筆業務由于業務員故意隱瞞客戶使用高利貸的情況，資金方出現重大損失。

“5年利息一共600萬，一分都拿不到，但本金拿回來了，還打了一年多的官司，前后耗時7年時間，1000萬資金嚴重貶值了，資金方身心俱疲。由于1000萬中的400萬是客戶以年化8%、10%的利率向親戚朋友借的，這個利息還得由客戶自己還，最終客戶虧了200多萬，這個單子的問題就在于業務員為了促成交易，隱瞞客戶正在使用高利貸的情況，最終客戶現金流惡化，無法償還利息。”李金花說。

陳斌也表示，如果了解到客戶在使用月息3分，即年化利率超過36%的高利貸，“那么即使對方有房子做抵押，這單業務我們也不做，畢竟敢用這種資金的客戶都是資金極度緊張的客戶，資金安全無法得到保障。”

“客戶只要長期在長三角地區活動的，我們一般都能通過業內途徑了解到他有沒有使用高利貸。說實話，這樣的客戶在市場上還挺多，只是大部分同行都不敢做他們的業務，如果我們愿意接這種業務，估計會忙不過來。”陳斌說。

對于資金方的來源，陳斌表示自己公司目前的資金方主要來自當地一批40至50歲的拆遷戶。李金花則表示，長三角地區的民間借貸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主力”資金方。

“十幾年前，影響力最大的資金方肯定是來自浙南的民間資本，比如溫州炒房團、麗水華僑，雖然現在衰落了，但浙南地區目前還是國內主要資金交易中心之一。5到10年前，江浙有一批企業主把企業賣了，手上有閑錢，去買房、炒股、買P2P產品，他們就變成長三角民間借貸的主要資金方了。最近幾年時過境遷，這群企業家也沒錢了，但拆遷戶起來了，而且是親戚帶親戚、朋友帶朋友，組團行動，動輒上千萬的拆遷款大量進入民間借貸領域。”李金花說。

談及長三角企業主這個群體，李金花不勝唏噓。

“這幾年不管是蘇南、浙北，還是甬臺溫地區的企業，經營普遍比較困難，特別是疫情以來，你看有幾個企業主手上還有閑錢？我比較熟悉的幾個資金圈里已經很少有企業主在做資金方了，反而是找我們借錢的客戶里有不少企業主，有的還是上市公司老板，年化利率15%的資金有多少要多少，但這種業務我們也不敢多做，風險太大，除非有房產做抵押。”李金花說。

“客戶剛拿到錢就報警，就告我們是‘套路貸’”

曾經，民間借貸最為市場所詬病的是高利貸和暴力催收兩大問題。

陳斌認為，借高利貸的人大多是債臺高筑的人，不計成本地借貸資金，資金鏈斷裂的風險極大，高利貸放貸者的利益也不受法律保護，因此高利貸與正常意義上的民間借貸有本質區別。

“民間借貸只要年化利率在36%以內，不要有‘套路貸’行為，也不采取暴力催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我們現在撮合的交易年化利率最高不超過20%，而且客戶用房產做抵押，如果還不了本息，就走法律途徑解決糾紛，不需要‘暴力催收’，所以借貸雙方都能夠接受。”陳斌說。

但他坦言，這幾年業務開展越來越難。

“有客戶剛剛拿到錢就報警，就告我們是‘套路貸’，特別是掃黑除惡期間，造成我們很多員工離職，其實我們做的是正常的民間借貸撮合業務，是有服務合同的。而資金方更難，因為客戶一旦不還錢，就要走法律程序，一年內如果這個資金方涉及10個民間借貸案件，或者涉及3至5件民間借貸案件但累計金額超過一定數量，他就有可能會被定性為職業放貸人，涉嫌非法經營，所以這幾年資金方‘死’了一大批。”陳斌說。

據他介紹，不少資金方不再向民間借貸客戶出借資金后，直接去買房、炒股、投資P2P，市場資金供應少了，借不到錢的客戶就越來越多，不少客戶資金鏈斷裂。“最后賣車、賣房、賣廠的很多，主要是借不到錢的私營企業主。”

“現在很多人缺錢，我們如果和客戶約定月息3分（年化利率36%），客戶也會要，但如果回頭報警，告我們放高利貸，那就一告一個準。做民間借貸撮合業務的，現在都不敢放高利貸，資金方也不敢做這種單子。”陳斌說。

雖然陳斌的公司只負責撮合雙方達成交易，不管后期客戶還款問題，但實際上還是會幫資金方督促借款客戶及時還本付息。“現在肯定不會上門催債，更不會暴力催收，做暴力催收的那批人不是跑路了，就是進去（監獄）了”。

“就算打電話催客戶還本付息，也是很偶爾的事，我們現在連攬客的推銷電話都不打了，因為電話一旦被投訴就很麻煩。當然，現在通過電話攬客的公司還是有，但比以前少多了，大多是剛入行的新人才會這么做，我們已經有不少老客戶了，不需要做這種違規的事。”陳斌說。

經歷了民間借貸危機、掃黑除惡、P2P市場整頓等多輪行業洗牌，陳斌認為整個民間借貸行業對合規問題的認識顯然更加深刻。

7月11日，銀保監會新聞發言人答記者問時表示，今年以來，經濟下行疊加疫情沖擊影響，部分市場亂象有所反彈。一些高風險影子銀行死灰復燃，有的以新形式新面目企圖卷土重來。企業、住戶等部門杠桿率上升。部分資金違規流入房市股市，推高資產泡沫。

“這段時間打掉不少場外配資，估計對民間借貸的監管也會越來越嚴，所以合規性這一塊我還是提醒公司的業務員要特別小心。”陳斌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陳斌、李金花均為化名）

專家：建議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降至年利率15%

文|范偉紅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網站發布《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于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其中，提到“抓緊修改完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堅決否定高利轉貸行為、違法放貸行為的效力”。

這是一個非常及時而必要的決定。民間借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應規范理性發展。

當前國家對民間借貸的干預主要通過司法手段。根據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未超過年利率24%的法院全額保護；超過年利率36%不予支持；24%～36%之間的利息借款人自愿支付并反悔的,法院不予支持。

司法實際保護民間借貸利率是36%。但很長時間以來，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司法的過度保護，助長了高利貸，催生“食利階層”，影響經濟社會穩定。

據統計，自2012年起，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發生量開始呈“爆發”之勢大幅度增長，年均增長約20%。至2015年，全國法院一審受理民間借貸案件數量躍居所有案件數量首位，高達142萬件，標的額8207.5億元。截至目前，民間借貸案件數量和標的額仍然不斷飆升，高居所有案件首位。

從此前的司法實踐案例看，高息負債往往成為壓垮企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最終導致企業破產，由此引發大量的群體性借貸糾紛。與此同時，高利貸催生大量“資金掮客”，加劇銀行資金“體外循環”，甚至進一步向銀行金融體系傳遞產生“蝴蝶效應”，對金融秩序和社會經濟安全產生的影響不容忽視。主要表現為：

1.民間借貸利率水平嚴重背離一般經濟利潤增長規律。

利息本質上來源于企業的利潤，因此，理論上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取決于民營企業的利潤率水平，民營企業能夠創造的利潤率究竟有多高？

據報道,2016年中國500強利潤率最高的前40位公司的利潤率為22.65%至47.64%，這些企業大多為國有企業或來自壟斷行業，一般民營企業難以達到。即使是上市公司，1998年出臺的《證券法》劃定的IPO門檻是凈資產收益率10%以上，由于大部分擬上市公司達不到，2005年修訂時不得已刪除這一標準，保留的再融資的凈資產收益率也從10%降低到現在的6%。一般的民營企業很少能夠達到6%的凈資產收益率，又如何能為出借人付出36%的利息？民間借貸與實體經濟這種“面粉貴過面包”的關系是畸形的，如果說融資難增加了創業負擔，融資貴就很容易讓企業陷入破產倒閉中。

2.民間借貸的高利率導致銀行資金大量流入民間借貸市場，以致拉高整個社會融資成本。

據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的數據，該中心近年來受理的涉嫌非法集資以及合同詐騙的司法會計鑒定案件的利率水平在20%～150%，集中于40%左右，并且還有利滾利、砍頭息（借貸之初預先扣除利息）以及逃避納稅等非法特點，實際利率還要高于40%。民間借貸市場和銀行等金融機構市場差異懸殊的利率水平導致不正當競爭凸顯甚至“資金荒”，銀行資金大量流入民間借貸市場，以致拉高整個社會融資成本。

基于此，筆者建議在即將修改的司法解釋中，將民間借貸利率的“天花板”降至15%。主要依據如下：

根據之一，是《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的每日萬分之五的滯納金率亦即年利率18.25%，民間借貸作為私產私權不能高于國家稅收作為國家財產的補償性兼具懲罰性標準。

根據之二，是民間借貸的利率必須同銀行借貸利率匹配。民間借貸因為風險高，可以適當高于銀行利率，為避免高利驅動下銀行借貸資金違規流入民間借貸市場，民間借貸利率不宜超過銀行貸款利率的兩倍，鑒于現行基準利率為4.35%，考慮浮動范圍，可以確定12%左右。

綜合以上兩個方面，建議修改民間借貸利率的“天花板”為年利率15%，超過部分的利息，應當給予金融監管的行政處罰，借貸糾紛訴到法院超過利息不能得到支持。

期待最高法盡早修訂相關司法解釋，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