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個十年：秉承實體初心，生來榮耀的擔保行業

1993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第一家擔保公司——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

擔保公司的出現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

小平同志南巡后，“不管黑貓白貓，能抓到耗子就是好貓”激勵著大量人力、資本投入市場，市場經濟快速起步、蓬勃發展。根據人社部統計，1992年辭職“下海”超過12萬人，不辭職卻投身商海（停薪留職、兼職）的人數超過1000萬，創業成為了那個時代最時髦的選擇。

大批小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亟待資金投入。但一方面，市場新生主體沒有任何信用歷史，規模小，缺乏足額抵押物，難以得到銀行資金支持。另一方面，銀行機構風控模式傳統，審貸嚴格。融資的供需兩側陷入僵局，缺少一座橋梁來打通銀行機構與小微企業之間的信用及風險壁壘。

為了緩解融資難，推動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中國人民銀行（下稱“央行”）于1998年發布《中小企業融資管理辦法》，要求在貸款企業沒有足額抵押物的情況下，必須通過第三方提供擔保，銀行才能向貸款企業發放貸款。

于是，借著政策和市場雙重東風，擔保業完美承擔了這個“橋梁”的角色，迎來了“黃金十年”。自央行發布管理辦法后的十年中，從業機構數量和規模都呈井噴之勢。

2008年，全國已有擔保機構4247家，擔保余額7221億元，擔保機構數量為2000年的20倍，累計服務企業90.7萬戶，累計擔保額約1.75萬億元。

這十年內，大量民營擔保機構入場，與原有的由各地政府牽頭組建的政府性或政策性擔保機構共同發力。

| 第二個十年：成長的代價，一地雞毛的融資擔保

2010年，擔保行業衍生出了“融資擔保”和“非融資擔?！眱蓚€分支，融資擔保正式踏上歷史舞臺。

按政策要求，融資擔保公司需要在地方監管部門注冊登記并取得行政許可，看似處于金融監管范疇內。但受制于當時地方金融監管架構與能力的掣肘，融資擔保機構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

模式上，絕大多數融資擔保機構同銀行合作，為中小企業提供擔保，由銀行來放貸，融資擔保機構按貸款金額的一定比例收取擔保費。一旦出現借款企業逾期事件，融資擔保機構則需要率先將資金代償給銀行。

但前文曾提到，融資擔保機構面對的是信用相對空白的中小微企業，這類信貸風險直接轉嫁到融資擔保機構身上，幾個百分點的擔保費收入，卻要對價100%貸款金額的信貸風險。

按照經濟學常識，這樣的風險成本比，至少需要足夠高的杠桿率與業務規模才能覆蓋代償風險，實現商業可持續。

但問題一是在于授信，授信額度的決定權在銀行機構手中，實力稍遜的民營融資擔保機構甚至難以獲得銀行的授信。二是由于風險，一旦同時出現多筆代償，將對融資擔保公司相對脆弱的資金流產生致命威脅，事實上，大量融資擔保機構就在這個歷史階段死于資金流中斷。

正因如此，一批民營融資擔保機構為了走出困境、追逐利潤，不惜違規偏離主業，步入歧途。

2014年7月，四川省規模最大的民營擔保公司匯通擔保的高管、股東一夜之間集體失聯，公司人去樓空。

匯通擔保采用民間融資、銀行貸款的方式獲得資金，謊稱其流向擔保項目的民間實體公司，實則資金用于房地產投資。匯通的跑路正是源于其偏離融擔主業后違規投融資，最終資金鏈斷裂。

而這僅僅是融資擔保行業急剎車的開始。在匯通擔保之后，安信、恒盈、融緣、環福、富民行等近百家四川擔?；蚶碡敼绢l頻爆發債務危機。

還有很多融資擔保機構在盈利乏力的情況下眼紅放貸的利息，于是直接下場以自有資金放貸。沒有完善的商業體系和風控能力的支撐，等到的只能是一地壞賬的苦果。

這些都是融資擔保機構的典型暴雷情形，融擔業務模式上的弊端、偏離擔保主業后的不當選擇、“黑天鵝”事件引發整個行業動蕩等，均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也為民營融擔機構的后續發展劃定了政策紅線。

| 第三個十年：陷入迷霧，用兩大法寶實現“向陽而生”

一地雞毛后，融資擔保行業迎來了強監管周期。

2015年起，國務院接連發布《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的意見》、《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融資擔保責任余額計量辦法》、《關于有效發揮政府性融資擔保基金作用切實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發展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法規，要求融資擔?；貧w自身使命，承擔橋梁作用，并對違法違規行為進行肅清。

此時的融資擔保行業逐漸分化。

一方面，國有資本大量進入，政府性融資擔保公司發展迅速，國家農擔公司、國家融資擔?；鸬仍贀C構先后成立；另一方面，民營融擔公司缺乏競爭優勢，其市場份額不斷萎縮。

這個階段的融擔行業各項指標有所回升。截止到2018年末，我國融資擔保機構實收資本1.14萬億元，同比增長5%；資產總額1.52萬億元，同比增長5.4%。

融資擔保行業看似恢復了元氣，但問題依然觸目驚心。

2019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通過融擔促進普惠信貸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提到，2017年，全國融資擔保機構的營業利潤總體呈下降趨勢，相關機構的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已低于1%。除了部分規模較大的融資擔保機構，多數融擔機構盈利能力較弱，處于微利或虧損狀態，商業可持續性不足。

相比國有融擔機構，民營機構經營壓力更大?！秷蟾妗诽岬?，除了業務模式缺乏核心競爭優勢，風控模式照搬銀行，有一些民營融擔公司難以及時代償不良貸款，導致同類機構的整體信譽不佳。

按照《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規定，融擔公司的杠桿倍率可以達到10倍，主要面向小微企業和三農服務的融擔公司還能提高至15倍。然而，2018年全行業的杠桿倍率平均不到2倍，并且還在繼續下降。融資擔保機構的平均員工數量不到15人，絕大多數機構的資本、技術、人才都難以支撐創新。

迷霧重重，民營融資擔保如何“向陽而生”？

第一大法寶——零售轉型+數字化

融資擔保機構應當在定位上新一步聚焦，回歸行業本源，將單戶授信1000萬以上貸款的對公擔保業務，轉型至單戶授信1000萬以下的銀行普惠性小微企業、普惠信貸人群（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自雇人士、三農為主）的零售擔保業務。

在對公擔保業務基礎上發展零售擔保，根本要轉變業務模式，其中關鍵難點在于風險管理和成本控制。例如在傳統模式下，單筆業務成本存在剛性門檻，導致融資擔保服務難以覆蓋小額信貸；傳統貸前調查模式成本偏高，且難以適用缺乏財務報表和抵押品的客戶。

國研中心的《報告》指出，發展金融科技是突破這些傳統模式約束的有效途徑。融資擔保公司需要針對銀行的風控模式，形成自身的比較優勢，包括應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具體可與相關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或獨立投資研發。

用更時髦的話來描述，就是提升融資擔保的數字化水平，并在數字化上實現與銀行機構更好的“共振”與“協同”。

關于具體操作，國研中心的《報告》也給出了詳細建議：

在發展零售擔保的早期階段應統籌考慮城鄉各類個人客戶，除了弱勢群體，還應包括城鎮個體工商戶和工薪階層等數量較廣的客戶群體，這是小規模的試點和探索。在形成可行的商業模式后，通過推廣普及，逐步下沉服務，向弱勢群體滲透并普及融資擔保服務。民營融資擔保機構的相關商業可持續機制還可以為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所借鑒。

第二大法寶——線上+線下相結合的融擔模式

零售化的轉型過程中，核心的問題在于業務模式。

傳統金融機構經營零售貸款，擅長的是線下為主的業務模式。通過線下的物理營業網點及信貸經理隊伍，“走街串巷”找到需要資金的小微企業主，為其提供融資服務，并負責幾乎全流程的風險審核、貸后管理。

隨著金融科技的蓬勃發展，近年來數字貸款行業興起，越來越多的互聯網平臺、互聯網銀行機構實現了全線上的零售貸款新模式?？蛻敉ㄟ^互聯網場景進入貸款獲客流程，并可以“端到端”實現全線上的貸款服務體驗，從提交申請到獲得貸款，直至貸后還款，均可通過一部手機輕松實現。

但在普惠型小微貸款領域內，無論是傳統的線下模式，或是數字化的全線上模式，均存在先天的缺陷。

傳統的線下模式優勢在于風控和服務質量。對數字化程度不足的小微經營戶，可以實現更立體、更深入的風險管理，在“面對面”的陪伴式服務中能給小微企業主更可靠的體驗。但缺陷在于成本和效率，受制于網點及人力成本、專業的信貸經理隊伍建設，難以實現規?；膹椭?。

數字化的全線上模式則正好相反。優勢毋庸置疑在于成本和效率，但問題在于風控和服務質量，尤其對于小微企業的中大額信貸需求難以足額滿足。此外，在2021年11月《個人信息保護法》實施后，個人數據的使用邊界更加嚴謹，預計也將對數字金融的發展產生一定影響。

此時，探索“線上+線下”的全新融擔模式，就成了破題之選。

融資擔保機構可致力于融合線上+線下的立體服務渠道。線上大力發展智能風控體系，運用金融科技不斷優化小微企業主的貸款及擔保體驗；線下用服務擴寬科技邊界，為小微企業主提供“面對面”、“在身邊”的顧問式服務，與小微企業經營者形成更具信賴關系的精準鏈接，腳踏實地解決融資難題。

中國是全球移動互聯網發展最迅猛的國家，中國培育了世界上最發達的互聯網金融土壤。雖然過程當中有過彎路、挫敗，有過黑暗、迷霧，但無法否認互聯網、數字化、金融科技為金融的普惠性做出的偉大貢獻。

作為普惠金融事業發展的“關鍵配角”，民營融資擔保的發展歷程同樣如是。

不懼迷霧，認準方向。

積極推動民營融資擔保業的零售轉型、數字化轉型，建立健全“線上+線下”的服務模式，即將穿越第三個十年的融資擔保，向陽而生，光明就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