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風險，通常指“損失發生的不確定性”。引起或增加風險事件發生的條件，以及影響損失的嚴重程度等風險因素，包括三種：實體風險因素（直接條件）、道德風險因素（惡意行為或不良企圖）和過失風險因素（善意疏忽及過失）。

典當行業風險是與典當活動相伴而生的，只要從事典當活動，就存在著典當風險，它決定于典當活動所必有的時空差。典當活動是在某一個空間范圍內與未來某一時期經濟狀況相聯系而進行的，由于地域的局限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經濟主體判斷能力的有限性，在這種時空差面前必然產生與預期結果偏離的不確定性，從而導致典當業風險。

典當行業的風險很多，從不同的角度看，既有外部風險，又有內部風險；既有法律政策風險，又有經營技術風險；既有人的風險，又有物的風險。在眾多的風險類別中，本課題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分門別類進行闡述。

一、典當宏觀風險

（一）政策性風險

政策性風險指政治微調與整合，引起的政策變動給典當行業帶來收益損失的可能性。在國體政體不變（具有連續性）的情況下，因社會、經濟原因而出現的國民經濟宏觀政策調控等政策性變動，如勞動工資制度、就業與失業的社會保障、財政稅收政策、貨幣政策等變動，對典當行業產生的較大影響。

1、監管政策變動對典當行業的影響。

1993年8月，典當行作為非銀行金融機構劃歸人民銀行監管，人行對全國典當業進行了為期三年的清理整頓。清理整頓雖然扭轉了各地盲目發展的勢頭，有效遏制了亂集資、高息吸收存款、私開分支機構、與銀行惡性競爭等違規行為，但對服務對象、經營范圍、典當企業申報等方面的限制卻捆住了典當行的手腳，人行監管六年，不僅沒有新增一家典當行，而且在原來3000家基礎上取締了60%，只剩下1000余家，注冊資本金由150億下降到80億，減少40%，典當業務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2000年6月，因金融體制改革需要，典當行取消金融機構性質，作為特殊工商企業移交給原國家經貿委監管，原國家經貿委于2001年8月，頒發新的《典當行管理辦法》，鼓勵典當行業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服務中小企業，允許開辦房地產抵押業務，允許向銀行貸款，允許開辦省內分支機構。由于新的典當管理辦法在拓寬經營范圍，擴大經營規模方面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依據，典當業務領域不斷擴大，社會服務功能不斷增強，企業經營業績穩步上升，典當業受到社會投資的追捧。截止2005年12月，全國典當行數量已達到1791家，典當分支機構達到61個，注冊資本金總計146億元，從業人員達到1.5萬人。和2000年相比，五年來典當行數量增長101.2％，注冊資本金總額增長175.5%,從業人員增長150%。全國典當企業年發放典當貸款超過500億規模，單個典當行年發放典當貸款最高達到20億元，單個典當行年利稅超過千萬元。

2、貨幣政策調整對典當行業的影響。

2004年3月，中央針對經濟過熱狀況開始實施宏觀調控，3月25日實行再貸款浮息制度，4月25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10月29日央行九年來首次實施加息政策，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提高0.27個百分點，并取消貸款利率上限規定。2005年3月，央行開始對房地產進行宏觀調控，調整自營性個人住房貸款政策，取消優惠利率，并提高對商業房貸的逾期罰息利率水平，可加息30%－50%。央行適度控制貨幣信貸增長的緊縮政策，必然波及到中小企業資金鏈問題，從某種程度刺激了典當業務。

以無錫典當業為例，2004年底，全市典當業資產總額24621萬元，比上年增長32.7%；當戶數10103個，比上年增長4.3%；貸款余款22379萬元，比上年增長42.7%。其中黃金飾品、車輛、股票業務均下降2%－4%，而房地產業務卻占到59.4%，比上年上升17.1%[7]。

以上海為例，央行上?？偛堪l布的2006年2月上海貨幣信貸運行情況顯示，上海的中資金融機構個人消費貸款余額達2748.13億元，比上月減少40.24億元。其中，個人住房貸款減少36億元。表明宏觀調控對銀行住房貸款的影響，而上海典當行全行業累放典當金額2002年為8.7億元；2003年為29.8億元；2004為56億元；2005年為63億元，2006年一季度為26億元，其中房地產典當已占到總典當業務的50%-70%[8]。

但是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措施的逐步到位，如緊縮銀根、地根、提高房地產交易營業稅、開征房產交易所得稅等等，抑制投機炒房，二手房交易量會大幅減少，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帶來房地產典當業務的下降。

（二）法律性風險

法律性風險包括兩方面一是指現有典當法規的不完善甚至與國家大法的互相沖突對典當行業缺乏有效保護造成合法利益損失的可能性；二是典當實踐中對相關法律法規缺乏認識帶來的典當風險。

因現有《典當管理辦法》屬于商務部和公安部聯合頒布的部門規章，不僅法律位階較低，而且很多條款與我國《擔保法》、《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有關規定不一致，“硬傷”明顯，典當企業在實際經營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經濟糾紛，很多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護。

1、房地產典當糾紛中綜合費用得不到法律保護。

2004年5月，山東省某公司以自有的房產作抵押向一家典當行借款300萬元，到期后故意拖欠不還，并主動提出要典當行起訴，典當行經多次協商無效，已經拖欠半年，只得將這家公司告上法庭，法庭審理后認為借貸事實清楚，抵押手續合法有效，但典當行所收的綜合費用因法律依據不足而不受保護，只能按同期人民銀行規定的貸款基準利率計收，典當行因此損失近50萬的收益。甘肅省某典當行2006年8月遇到同樣問題，其發放給當戶的80萬元房產抵押貸款在法院判決中，其應收的利息和費用剔除了全部綜合費用。

2、善意典當涉案物品的處理問題。

遼寧省沈陽市某典當行收當一批機動車，發放貸款80萬元，典當時仔細審查了機動車的來源證明，質押手續合法合規，但公安部門以當戶涉嫌犯罪為由，查封了典當的機動車，但4年過去了，作為當戶的犯罪嫌疑人至今沒有抓到，而4年前就已經絕當的機動車，典當行至今卻不能處理。該案中善意的典當行合法利益無從保護，事實上象這種制度設計根本不符合物盡其用的原則，既浪費了社會資源，又損害了社會效率。

典當實踐中的司法風險還表現在許多典當行對國家現有法律法規的認識和理解存在較大差異，造成典當法律糾紛。如當物所有權的瑕疵問題，典當財產中的繼承人權利問題，夫妻共有財產典當時單方處置權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現有法律都作出了明確規定，而典當行在開展典當業務時因對這些規定缺乏統一認識和未引起足夠重視，導致絕當后處理典當物時糾紛四起，典當行不可避免的要遭受損失。

（三）市場性風險

市場風險包含兩方面：一是外部市場環境對典當利益造成的損害。如非法從事典當業務的寄售店泛濫，不僅搶占了小額典當業務市場，而且打著當鋪名義收贓銷贓，嚴重損害典當行社會形象；另外，典當行業內部的不正當市場競爭，低價攬客，導致行業資金價格整體水平的下滑，這均為不良市場環境給典當行帶來的損失。二是指典當企業的市場定位錯誤而造成經營管理決策失誤給企業帶來的損失。由于不同的典當經營者對典當行業的社會地位、性質、功能及作用認識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制定企業戰略發展目標和實施具體戰術上會采取不同的策略。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對企業自身的市場定位，企業選擇的主要經營品種和目標客戶群，是否符合法律法規要求，是否符合市場發展規律，是否符合企業自身條件，這都與經營者的素質和水平密切相關。一旦定位錯誤極有可能造成整個企業的經營失敗。

如湖北某典當行，注冊資本金為500萬元，成立之初，由于既不熟悉房地產市場，又缺乏專業人員，為了急功近利，該行把市場目標定位在房地產業務上。因為沒有經驗，他們先后抵押了幾筆手續不全、瑕疵明顯的房地產，到期后當戶無法償還貸款，在處理房地產時出現產權糾紛，最后官司纏身，幾年下來，共形成300多萬的“絕當房地產”無法收回，企業損失慘重。最后，不得不轉向開發門市業務，只得以小額民品典當業務維持生計。

（四）公司治理結構風險

所謂公司治理指董事會、經理層、股東、雇員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圍繞公司運營過程中的權利配置所發生的互動機制。我國大多數典當行屬于私有性質，少數屬于國有企業，由于典當行是按照有限責任公司組建，其所設立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機構是為應付申報需要，大多形同虛設，沒有真正發揮職能，關鍵是實踐中要么是家族制管理，要么是行政任命，典當職業經理市場遠未形成，公司的財產所有權和經營權無法實行分離，從而難以對經營決策形成約束，更不用說科學治理。這種缺乏行為約束和利益制衡的經營管理機制，一是不利于典當企業長遠發展；二是因其決策失誤有時會給企業帶來災難性風險。

（五）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又叫違約風險，它是指債務人即當戶不能履約償還或延期償還當金本息,使典當行收益受損的可能性。信用風險的根源在于債務人，無論何時，典當行每增加一筆典當盈利性資產，都必須承擔當戶即債務人可能違約的風險，且不同的典當資產具有不同的信用風險，盡管當戶出具了當物作保證，即辦理了動產質押、權利質押或不動產抵押，但一旦債務人違約，要處置當物即各種質押物、抵押物，典當行都面臨較大風險，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增加不必要勞動消耗和成本支出，而且結果難以保證本息的足額償付。

（六）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是指典當行沒有足夠的資金清償債務或滿足客戶正常典當需求而給典當行帶來損失的可能性。典當行在經營過程中無法準確地判斷當戶什么時候申請多少當款，不能確定新的典當業務什么時候來臨，它們對典當資金不斷提出新需求，典當行又必須隨時滿足這些客戶的要求，這就要求典當行的貸款資產要保持足夠的流動性；另外，負債經營的典當行時刻面臨到期資金的清償問題，如典當資金流動變現能力較差，則會使典當行的信譽、收益和籌資能力均遭受損失。

（七）資本金風險

資本金風險是指典當行的凈資產或股東權益出現負數而導致典當行出現沒有清償能力的可能性。資本金反映的是典當行的最終清償能力，如果典當行的資本金（資本凈值或股東權益）的市場價值越高，表明典當行的最終清償能力越強，承受風險能力也就越大；如果典當行資本金的市場價值越低，甚至為負數，表明典當行的最終清償能力越弱，就會出現資本金風險。資本金風險越高，即使典當行承受數額較低的負債，都有可能無法償還，嚴重的甚至關門倒閉。

此外，還有由于市場利率變化使典當行的負債成本增加，或者貸款利率降低而造成典當行損失的利率風險，以及由于相關產業或相關市場發生嚴重問題而使典當行貸款對象出現系統性風險的關聯風險等。

二、典當微觀風險

典當微觀風險主要是典當經營中的操作風險。所謂操作風險指在經營過程中因內部治理機制、各種主觀失誤、遭遇欺詐及意外事故等引發典當行收益、本金損失的可能性。引發典當經營風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典當經營決策因缺乏科學性、民主性導致決策失誤；典當設備性能和服務效果的不穩定性；典當行員工業務操作程序錯誤或鑒定評估失敗；典當行員工或顧客的不法行為（如貪污、詐騙等），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對典當行造成損失。

（一）違規經營風險

違規經營風險是指典當行的經營行為缺乏規范，違法違規經營，遭受法律、法規懲罰的風險。典當行從事的是貨幣借貸經營，其業務性質屬金融性質。極少數典當企業為擴大資金規模，打著金融業務的招牌，面向社會公眾高利息集資，變相吸收存款，一旦資金鏈斷裂，就會引發群體事件，破壞金融秩序。此外，典當行超范圍經營、亂拆借資金、發放信用貸款、惡意收贓銷贓等等，所有這些違法違規的經營行為都會引發法律法規的懲戒風險。輕者遭受經濟處罰，重者吊銷典當經營許可證，觸犯刑律者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如浙江省泰順縣三魁利民典當商行，打著典當招牌，自1990年到2004年10年間非法吸收存款1.217億元，涉及存款人3000余戶，共6000余筆。泰順縣人民檢查院依法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對涉嫌此案的5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至今仍有部分存款無法兌現[9]。

如湖南省株洲市原商業銀行副行長黃石山伙同他人開辦擔保公司和典當行，非法吸儲7.76億元，2004年8月案發后潛逃國外被抓回，其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至今仍有1.5億不能兌付，嚴重破壞當地金融秩序，影響地方社會穩定[10]。

（二）鑒定評估風險

指典當行因鑒定評估失誤造成當物收假、收錯、收偏而形成的當金損失風險。典當行從業人員因缺乏專業技能培訓，業務素質不高，鑒定評估水平較低，在收當環節把關不嚴，病從口入，直接給企業造成經濟損失，帶來經營上的操作風險。

例如：1999年，南京市典當行業內曾發生一起集體被騙當的故事。福建省莆田人林生俊、林永華、林永俊三人于1999年1月18日—2月6日，分別以外地旅游急用錢為由，先后以19條黃金手鏈、13條黃金項鏈、8只黃金手鐲共計40件金飾品，重量2041克，在南京6家典當行共典當現金14萬4千2百元，當期10天、15天、30天不等，所當黃金含量只有54.8％，屬于12k-13k，其表皮為金，中間為銀，由于這種包金較隱蔽，且單件少、金額小，典當工作人員僅通過肉眼，憑經驗判斷，故疏忽大意，遂演出一場連環騙當[11]。

（三）絕當物變現風險

指典當行在絕當物品處理過程中，由于市場行情變化，出現再次流通困難，導致當金出現呆賬損失的風險。絕當物品變現的難易程度取決于當金的高低和二手市場供需狀況兩個因素。如二手市場對該當物供大于求，價格下跌或者當物估價本身過高，當物變現不足以清償貸款本息費用，有的甚至無法變現，形成呆帳損失。

例如：武漢某典當行1999年對某公司典當一批無縫焊管，共500噸，當時市場每噸銷價約3000元，按八折發放貸款120萬元。典當期滿后，該公司又續當三個月，半年后無力還款，焊管死當。此時市場價每噸已下跌500元，典當行想處理，覺得只能勉強收回本金，續當期的利息和費用約15萬元沒有收回，于是想等市場價回升后再賣。誰知第二年市場上焊管無人問津，價格一跌再跌，每噸跌至2000元左右，最后典當行因資金困難，只得忍痛變現，損失本金20多萬元。

（四）貸款比例管理風險

指典當行的貸款結構不合理，比例管理失調，帶來的當金使用效率低、貸款資金出現逾期、呆滯，資產負債率過高等運營方面的風險。典當貸款中的質押貸款和抵押貸款比例、銀行借款和自有資本金比例、單個客戶貸款占整個典當貸款余額的比例等等，如果控制不合理，都會給企業帶來經營風險。

（五）職業道德風險

指典當行工作人員違反規章制度，甚至違法違規,以犧牲企業利益為代價牟取個人私利，給企業帶來的各種損失風險。主要表現為：鉆內部管理的空子，貪污或挪用公款；泄露商業機密，謀取個人私利；內外串通，惡意高估當價，超額放款，套取典當資金；免除抵押、質押條件，發放人情信用貸款；在業務中搞地下交易，暗拿回扣傭金造成典當行利潤流失等等。

例如：安徽省某典當行在開展股票質押貸款業務中，由于某業務人員長期與證券營業部的客戶經理打交道，在與客戶經理相當熟悉后，兩人竟然相互勾結，從證券營業部典當行用于質押的個人賬戶上卷走數百萬資金，并攜款外逃。